诸天最强的主宰 新党成员篇

吕惠卿出身官吏世家。（www最快更新）宋史里说他在京城里和王安石偶然见面，两人谈论经文，非常投机，就此进入变法集团。以此证明：王安石简直就是饥不择食，哪怕从不认识，只要稍微投缘，就会结成死党。至于历史真相，就被宋史选择性的失明了。只因那个人是“君子”

可惜在欧阳修自己的文集里露了馅，有篇《举惠卿充馆职札子》，欧阳修在里面说吕惠卿是“材识明敏，文艺优通，好古饬躬，可谓端雅之士”私下里更在很早前，就给王安石写过私人信件推荐。当时王安石是常州知州，吕惠卿是州府里一普通属吏，欧阳修信里极力称赞吕惠卿，要王安石特别对待，这才有了两人的初步接触。

但公平的说，吕惠卿的受重用的确还是要归罪于王安石自己。人家欧阳修只是写信推荐了一下，而你呢？“事无大小，安石必与惠卿谋之”你还这样对皇帝说“惠卿之贤，虽前世儒者，未易比也。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，独惠卿而已”是你把吕惠卿提拔到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位置上。那么日后所发生的一切，就只能怪你自己！

不过还是要感慨一下：路遥知马力、日久见人心。要认清一个人，是多么的难啊！再举一例：王安石从江宁府进京路上，曾回临川老家一次，了解到当地县太爷谢卿材组织百姓兴修水利、灌溉农田，效果非常好，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于是后来实施农田水利法时，谢卿材被破格重用…

吕惠卿之后，王安石最初的几个主要助手分别是苏辙、章惇、程颢、薛向、吕嘉问等…

苏辙是苏轼弟弟，嘉祐中举没多久，母亲在老家去世，父子三人回乡奔丧。守孝3年后。举族进京。就从选择了终生为官、浪迹神州的命运。老苏成为一小小京官，负责为国家编史。大小苏分别考中了制科的三等(制科不同于进士科。不常设。宋代制科三等是最高得分。在苏轼之前，只有一个人得到过：吴育)、四等，被任命为凤翔府判官、商州推官。

这时变法开始前，老苏己去世，所以大小苏如今在京城守孝服丧，苏轼任职于史馆。

说小苏，实话实说：他的文采在唐宋八大家中可能要退居末席，更远不如他的父兄。但要论政治才能，小苏是最强的！最高官位当到了副宰相。（www）比他哥哥苏轼强的太多。而苏辙的官场生涯。就从这时，成为王安石亲信手下开始起步…

章惇，哲宗朝大人物。高太皇太后去世、哲宗皇帝亲政后，他是官场第一人、大宋独相。只是这时他还是一默默无闻的小人物。只有两件事值得说一下，都与苏轼有关。他们一生都纠缠在一起，说来章惇在历史上的骂名，有很大程度也与苏轼有关。嘿嘿！谁让人家是苏东坡呢？大宋第一大才子怎会有错？错的自然而然就是章惇了。当然这都是后话…

两人曾结伴游玩凤翔府仙游潭。潭下万仞绝壁，只有根小横木连接对岸。章惇请苏轼先行。苏轼摇头，珍爱生命。这事算了。却见章惇从容举步，走上横木。到对岸后，他攀山藤、上绝壁，以漆墨大书——章惇、苏轼来游。再转身返回。面不改色。而苏轼拍了拍他肩膀说“你日后定会杀人的”章惇不解。苏轼说“你连自己的命都可不要，别人的命又怎会放在心上”章惇哈哈大笑…

还有一次两人游玩，在一小庙里喝酒，突然间有人说山里来了老虎。就在不远处。两人借着酒劲上马就迎了过去。真遇到老虎了，苏轼拨马就逃，章惇则叫从人敲起铜锣。跑的是老虎…

这两件事出自宋人笔记。也许你会欣赏章惇的勇气，攀绝壁、退猛虎，真是一胆气豪壮的爷们！但古代士大夫阶层，他们认可的是苏轼的“理智”东坡居士生来的雍容华贵之气，怎能是章惇那样的亡命徒可比？且他们还有理论，就是苏轼说的，现代社会也不断的会有人说——一个人连自己都不爱，怎会去爱别人？

所以，章惇什么都好，但是你最好别去惹他。他是个情绪激动、好走极端的人。他会是你最好的朋友，面临生死之难都敢为你出头，可当他愤怒时，他会赶尽杀绝，无所不用其极，用一切手段去干掉他所认定的敌人！

接下来说程颢。这可真是太了不得的空前绝后型的大人物，说到宋朝的学术思想，就必定要说到理学。而说理学，就必定要说到他和他的弟弟程颐。随着时光流逝，二程的神像被越造越高，直到后来变成反对王安石、否定熙宁新法的根基。要说他，得从另一个人、理学的理论奠基者说起——周敦颐。（www）

这人名大家都不会陌生，“不蔓不枝，中通外直，香远益清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清丽高雅的小品文《爱莲说》的作者。在当时就流传着些说法，说他名望学识比王安石、司马光等人加起来都高，高到无以名状，没法形容，神乎其神的地步。

如王安石少年时曾带着自己名片，到周敦颐家去拜访。可拜访三次，被拒绝三次，连面都不让见。王安石愤怒了，说难道我不能自学成材吗？于是才有了后来王安石“荒诞不经”的一系列变法，这都是由于当年没受过高人教育啊！其实哪跟哪，无论少年时还是后来大家都老了，直到周敦颐死去，王安石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，甚至当时学术界也没把周、程等人当盘菜。

周敦颐生于1017年，原名敦实。因宋英宗赵曙原名赵宗实，所以改名“敦颐”幼年丧父，5周岁时随母亲投奔舅舅、龙图阁直学士郑向。在舅舅推荐下，他走上官场。

这种开端决定了他一生的官职走向，永远都只是些小官，甚至被派到广东那种半开化地区去管犯人。同时也反映出周敦颐本人学识的“高度”前面所说的王安石三次求见而不得的事，一眼就瞧出真假了，和王安石一样，他也是个自学成材的人。甚至还没经过科场，自学到彻底…凭什么在王相公面前那样骄傲？更何况两人只相差四五岁，王安石是少年，他也是少年，求学期间就摆出了大宗师架子，简直不知所谓。

那他为什么会变得那样了不起呢？就要看人家学的是什么。那就是在后世不断被拔高的理学！就由他奠定根基，而根基就要从他对道教的不凡理解说起。

理学又可称道学，虽道可道，非常道，与老子所创的黄老之说不一样。但圣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，周敦颐吸取营养时从不挑食。他理论根基《太极图》就源自宋初的华山著名睡神道士陈抟的《无极图》(陈抟传穆修、穆修传周敦颐)从那里确立了天人感应、格物致知、存天理、灭人欲等等理学主张的源头。

号称中兴儒家的人居然从道家吸取主张，不知所宣扬的“纯儒”“大儒”“圣人”是从何而来的？

话说几十年钻研之路是枯燥寂寞的，周敦颐的旷世才华并不为人所知。在当时，人们只知道在合州府有位小官，政事精绝，决断出众，大事小情的不经他之手，其余官吏们不敢决断。别的嘛。就泯然众人矣。就这样，伟大的生命在一天天老去，直到有位有心人悄悄发现了他的秘密：南安通判程太中。

通判，也就是副市长。级别上算周敦颐上司，可对他非常客气，把自己两个儿子送到他面前郑重拜托，请他教育。这就是程颢、程颐两兄弟后成为仅次于孔子、孟子。变成儒教第三、第四位圣人的开端。

其实上面这句话不大精确，别人努力一生，是想成为圣人。而程氏兄弟的职业是教别人怎样成为圣人。这种不可思议的教育事业从他们年轻时。如弟弟程颐24岁时起就开始了。

兄弟两人先后在京城、嵩阳等地讲学，效果怎样不大好说，因当时的圣人出产量还是不大高的，但经他们不断努力，终于有了些成果。他们被上层领导们知道了，如文彦博。领导作用是巨大的，他们的住处、资金、环境由此大大改善。其中最重要一点就非常痛苦：他们当官了。

以程颐为例，他当年曾自豪地说：自从当了周先生的弟子，每日钻研大道，科场名利之心再也没了。不过科场还是要下的，不然怎样去教化大臣和皇帝呢？每个人都有当圣人的权力，我要帮助他们。

程氏兄弟就此进入官场，而此时正是熙宁变法刚刚开始的时段…

好了！变法的前奏就说到这里。说实话：在此时，王安石在官场的支持率不见得就比司马光低。他在变法竞选中，请回忆前面两人所说的天下财物怎样运作的不同意见里，司马光说的是节约，必须节约才能有钱。那是要全体官场勒紧裤腰带，让过惯了舒适奢靡的官员们受罪！而王安石说的是不加赋而国用足，那意味着官员们都可保持现有生活。钱？会由他超凡脱俗、充满魔力的脑子变出来。这是多么诱人，全天下都等着他怎样变戏法…

2月，派刘航出使西夏，册封李秉常。

3月16日，苏辙被任命为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。但他的上疏从一开始就表明了立场“现在不是要求财，而是要将那些害财的给去了。害财者有三：冗官、冗兵、冗费”

21日，李秉常奉上誓表，愿以塞门、安远2寨交换绥州。获准。

本月，辽国阻卜部叛乱，辽道宗这才又想起了耶律仁先。将他召回朝廷，任命他为西北路招讨使，前往平叛。

4月11日，参知政事唐介去世。当时的中书省里，宰相曾公亮、富弼均已年迈，参知政事赵抃难抗。自唐介一死，中书省内基本就成了参知政事王安石的一言堂。神宗皇帝给了王安石绝对的信任与绝大的权力。但没有制约的权力，尤其又是用在变法这一大事上，是否合适，实在值得玩味。当时有谚语“中书有生、老、病、死、苦”生是王安石、老是曾公亮、病是富弼、死是唐介、苦是赵抃（曾有一次，王安石怒斥他的这些同僚“公辈坐不读书耳”赵抃当即反驳“君言差矣。皋、夔、稷、契之时，难道有什么书可读吗”）如此的强势，王安石在一开始就为这场轰轰烈烈变法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。

之后，王安石的强势再次体现。他力排众议，任命薛向为江淮等路发运使、罢免开封知府滕甫。

12日，宰相富弼、曾公亮因旱灾上表待罪请罢，诏不许。

5月18日，翰林学士郑獬、宣徽北院使王拱辰、知谏院钱公辅3人同时被罢。郑獬做为两制官之一的翰林学士，要罢免他，必须得有宰相起草的诏书。当时富弼称病在家、曾公亮出使洛阳，王安石便在未与皇帝商量的情况下自己写了罢免3人的诏书。此事一出，舆论大哗。御史中丞吕诲当即上书弹劾王安石。

21日，王安石乞辞，宋神宗不许，封还其奏。

本月，王安石就推出他变法的第一项举措！百年大计，教育为本。他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把经济、政务、军事等头等大事都扔在一边，最先要求的是全面改革科考制度及考生们的学习课本。具体做法是从此之后不再考诗赋了，当官彻底与吟诗作对无关。四书五经也不必倒背如流、抽段默写了，考的是经义、论、策等讨论文，要说出治国立法的具体办法！

这样做的目的被历代史学家们忽视了，那绝不是王安石书呆子冒傻气，在百般忙乱的政务之余还要再写些莫明其妙的文字。它们连同王安石所写的《进洪范表》《老子》等文章都有一最显著目的——改变宋朝官场上的意识形态！(未完待续。。)